张辉力说《杀人街的故事》--利在前也

        1992年，写《“杀人街”的故事》，那是一部现代剧，我想到的却是管子的一句话。管子叫管仲，是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，他说：“其商人通贾，倍道兼行，夜以继日，千里而不远者，利在前也。”管仲的高明在于他深刻的认识到了，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，人们对利的致力追求，是社会的普遍现象。当今中国的改革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公开承认人们求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羞于谈利的中国人，终于抹下脸来，正大光明地为利而博了。由于长时间的囊中羞涩，一旦有了求利的机会，不免有些急功近利，于是小吃街的老板们见钱眼开，抡圆了胳膊“杀”将起来，逮住冤大头照死里宰，一时间便有了“杀人街”的响亮之名。这是经济大潮中一种有代表性的现象，它真实地映照出一部分久困的中国人求利的特有心态，因此我们直言不讳地把剧名叫作《“杀人街”的故事》。

      《杀》剧中的人物大都极看中利，为利而劳作，为利而奔忙，为利而争斗。胡老板因为郑义千挖他的墙角，与郑大打出手；女老板黎华用尽心计，最终报了庄经历夺店之仇；演员出身的肖雅虽然很重感情，但也把利看得很重，因为郑义千出高薪，她变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胡老板的“西尔顿”；曾是大学讲师的苏建貌似潇洒，不计较蝇头小利，但也禁不住利的诱惑，狠狠宰了顾客一回……笔落此处须作声明，以上所说绝非是为了简单地展示人们的利欲，以及利欲对性恶的催化，而是想通过求利来写人，透视出出身经历各不相同的老板、顾客和女招待们的内心世界。

       利是一面镜子，我们可以通过这面镜子清晰的看到不同身份、不同性格的人物在求利的过程中无法掩饰的内心活动和酸甜苦辣，以及生活经历在他们身上打上的深深烙印。黎华之所以在求利中脚踏实地，坚韧不拔，即经的起失败，也经的起成功，是与她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。知青生活虽然贫穷，但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练和精神的锤炼，不能不说是一笔财富。苏建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种人，他长时间在抽象学问上的务虚，使得他一旦落在实地，难免好高骛远，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郑义千虽然与黎华、苏建同龄，但由于生活经历不同，在求利中就是另一番“风采”了。肖雅是当代的青年人，她敢作敢当，敢爱敢恨，即拿的起，也放的下，她辛苦两年办起的酒店失于一旦，她不在乎，她在乎的是苏建的得与失……

        同是“利在前也”，由于人物的不同，态度却不一样。郑义千和胡老板看的很近，一瓶酒，一桌菜，多赚几百块，就兴高采烈，因为他们缺少文化的望远镜。黎华就看的远一些。她用长远目光看待顾客，看待自己的菜馆，当庄经理仗势压人要强行盘她的店时，她尽管开始想不通，但一经金勋指点，很快悟出了退一步进两步的道理，盘出的店最后还是回到了她手中。在小吃街看的最远的还是貌似憨厚的金勋。他在惨淡经营中不断收集着各方面的信息，对眼前的得与失总看得很淡，人们不免产生了错觉，把他看成那种不适合搞经营的老实人。错了，他最精明，他知道大利在何处，他最终抓住了时机，成了获大利者。这是顺理成章的，因为他上过大学，又在基层当过干部，他知道如何把握时机和自己。

        利使人们致力追求，也使人们产生变化。就说郑义千吧，他在打架斗殴中渡过了青年时代，还有过一段铁墙生涯，他出狱时曾发誓要很造一番，能活四十岁就满足了。当他成了老板后，当他从利的追求中找到了人生的位置和欢乐时，他感到了社会的美好和生命的宝贵，他要活一百岁。再说肖雅，她开始进入小吃街时，主要是因为在剧团无所事事，而在小吃街却能找到某种满足和刺激，当她一步步迈上经营之路时，当她为利而奋斗时，她潜在的能力得到了开发，同时也成熟起来。她最后离开小吃街并不是逃避，而是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。

        利使人变，也使街变。在小吃街老板们的利欲刚刚被释放时，演出了一幕幕“杀”人的闹剧，闹剧的高潮之后，便是萧条，萧条的结果则是无利可图。为了利，老板们学聪明起来了，“利在前也”不是指眼前，而是抬起头来向前看，向长远之利看—文明经商只有在此时才能被大家所重视。大家的目光都看的远了，小吃街便走向光明了。当然，走向文明更需要社会的规范，因此，管委会和执法部门在剧中应显得十分重要，他们用引导或强制的手法，迫使那些目光短浅的野蛮经营者走向文明的轨道。有了内、外两种力量，小吃街才迎来了她真正的繁荣。

       事物都有其发展的过程，就像人学会走才能跑一样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。“杀人街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，《“杀人街”的故事》则是这个现象出现与消亡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经商者的真实写照。